“几位，请回去吧。”杨锐拍拍松岛恒的手，顺便拍拍他手里的钱，将懵懵懂懂的日本人往门外头送。
松岛恒是如此的不乐意，两腿像是树桩似的压在门口，用英语道：“杨锐先生，音响是送给您的，不收您的钱。或者，我之后将钱重新送回来给您？”
他还在试探杨锐的态度。
“你不要送钱给我了，如果你不想收钱，我就把音响送还给你了，我也不想白收你音响。”杨锐摊开手道：“我是看你包装都拆了，又送到国内了，我让你送回去，你也得亏钱的吧，我有钱，就买下来好了。”
这时候，景语兰作为翻译，将整句话翻译给小陈。
小陈茫然的看看松岛恒，又看看杨锐，再看看景语兰，道：“他们这是两万五千的外汇，买几个箱子？”
“是日本产的音响，听歌用的。”杨锐笑笑解释，又道：“两万五千美元是我的正当收入，给国家缴过税，有据可查。”
“是，我知道。”小陈有点听说杨锐的事，只是人们对身边的故事，尤其是大故事，总是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而他此时更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是：“就这么几个铁疙瘩，怎么就值这么多钱了？”
“大音响是蛮贵的。”
杨锐对来自日本的音响还是挺喜欢的，再过些年，人们说起索尼三件套什么的，也是充满了崇拜与信仰的。
当然，若是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态，真的了解日本音响之后的第一想法，大约是我们要做自己的中国人的音响，所谓国货当自强是也。但是，作为重生者的杨锐来说，国货之音响自强与否，他都觉得无所谓了——你总得留一些空间让小日本工作啊，如果真的不分大小好坏的将消费品全给国货扫光了，日本人以后难道都让中国养着不成？总得分润出一些工作给他们才行。
所谓的国际分工，就是将我不想干的事丢给你去干，比如说各种avi的视频，就可以外包给日本来拍摄生产和运营，他们赚到了钱，才能换取到必须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否则，中国货充斥全球了，其他国家人难道都混吃等死吗？
当然，80年代的中国人，现在是不可能像杨锐一样思考问题的，在这个自我矮化的年代里，中国人看见日本人，股间都是抖的，那不是怕，是对高不可攀的技术的畏惧，是对海量的财富的畏惧，是对未知的世界的畏惧。
就连日本人装音响的包装箱，在胡同居民的眼中，都是极好的。
小陈看看身材矮小而板正的日本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