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拜尔斯确实是很焦急了。
达尔贝科的日本之行已经开始了，再不拉着杨锐回京，总不能让达尔贝科到西寨子乡来见杨锐吧，不说旅途辛劳和浪费时间，这也太直接了些。
美国人也是讲含蓄的，达尔贝科虽然很想当面听杨锐讲故事，但还没有想到这个程度。
当然，杨锐也不会真的让达尔贝科来西寨子乡见自己。后者是帮了他很多忙的，事实上，两人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隔空对话，可就关系来说，却比许多每天都见面的人还要亲切些。
杨锐安排甘虎去做开发区和华锐制药厂的工作，之后再审查了西堡中学的实验室和河东大学的实验室，才订机票离开。
有早就急的不行的托拜尔斯的帮忙，紧张的不行的节末机票和火车票都不是问题了。铁路局甚至专门安排了一个单独的软卧车厢，里面只有杨锐和托拜尔斯两个人。
在春节过后的繁忙状况下，也只有国外友人才能得到此等待遇了。
相比之下，从平江飞往京城的班机条件乏善可陈，执飞的伊尔18说起来是架好飞机，放在2010年以后去看，还能说是一代名机，做过周总理的专机，是民航开辟高原航线的元老功臣。但是，从周总理搞外交的年代到85年，再好的飞机也累垮了，为了提倡自力更生而搞的“代用品”计划更是让起降的体验糟糕无比。
杨锐很怀疑，飞机上提供的茅台酒，就是为了灌醉乘客，以免被轰鸣的发动机吵崩溃，或者被二手烟或者其他什么不明来源的味道给熏翻。
好在食物确实不错，而且经停以后，仍然会给一餐，让杨锐吃的很饱，再配一点烟台红酒或者贵州茅台，几个小时的旅途熬熬总能过去。
在家睡了一日，第二天下午，杨锐才返回北大去销假。
新学期伊始，行政教学口人人忙的飞起，不过，杨锐的到来，还是引起一阵风，好些办公人员和老师见到他，都会笑呵呵的打个招呼。
要是以前，杨锐身为学生，不落冷脸就不错了，做了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主任，才时不时的遇到些笑脸，但要说走一路就被问候一路，他还真没遇到过。
短短的两层楼，杨锐就走了近十分钟，不停的有人叫住他，问起纪录片和诺贝尔奖的事，京城电视台当初跟拍的时候，反而没这么多人关注。
好容易走到蔡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杨锐还没来得及敲门，斜对面的刘院长就窜了出来。
“杨锐回来了。”刘院长乐呵呵的仰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