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卡伦挑选的很辛苦。
而诺顿出版社的推销员们，一个个上门介绍更是辛苦。
有资格给未出版书籍做评价的都是高端教授，有些人比较好说话，你寄封信就行，但大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因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信，就花费十几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下未出版的书籍。
必须有来自诺顿出版社的熟人，一个个的介绍给他们。
经理丹尼尔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来评价杨锐的，他的秘书卡伦就不得不挑选出一两百人的名单，而诺顿的推销员们，又不得不一一尝试。
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得到三十人的数量。
教授们很忙，哪怕有所空闲，也不一定愿意用来读书。
推销员们只好多次上门，用尽各种方式，让教授们愿意阅读它。
这并不容易，但销售工作就是如此，通常来说，阅读并且给某本书好评的教授，往往会对这本书网开一面，即使它比竞品更弱势。
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掉的。
甚至于，有些教科书一年就卖给一所学校的也有。
而在美国，售价极高的教科书，只要有人要，就能赚钱，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书在美国是基础价，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书也屡见不鲜，这当然不止是因为美国的教科书印刷精美，或者美国的消费水平如此，在一门课通常要两三本教科书的美国大学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书支出是普通美国学生都承担不了的。
美国教育出版的特殊性，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
诺顿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终身雇佣制，就像是日本企业一样，诺顿出版社的员工几乎是终身受雇的。
而他的推销员们，也是出了名的坚强。
作为一家中型出版社，保守而违反普通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诺顿的推销员们，几乎问遍了行业内的基因生物学大拿。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所能容纳的学者数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容纳多少学者，其实是由研究领域的热门度，而不是领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只有热门的研究领域才能养得起数量众多的学者，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那简直称得上是全球皆兵，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大学，只要有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就没有不研究抗生素的，当时，这东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