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课上，杨锐奋笔疾书。
他现在已经有一个研究方向了，也就是为了在几年后参与人体基因图谱这个世纪大项目，而截胡PCR这个诺贝尔级的“简单发现”。而为了截胡PCR，他又要在基因研究方面积累一定的论文和影响力。
这是一条很清晰的研究方向，但是，为了完整的获得这条研究方向上的利益，杨锐发现，自己不得不重开一个方向，因为他不想每周都按时上马克思哲学原理。
80年代的大学，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对大一学生来说，考勤必不可少。杨锐选择的北大算是顶宽松的大学了，从学生会到班干部，还是每天盯着学生，点名不到的次数多了，就会主动来做思想工作，而所谓的次数多了，对杨锐这个高考状元来说，其实也就是每周三四次罢了，按照每天最少两门课程的进度，这连半个星期的额度都不够。
但是，被做思想工作也是很烦人的事。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人家来热心的帮助“后进”，你也不能冷面相对，一来二去，杨锐就要被迫来参加这些无聊的课程。
想要不参加这些课程的同时，又不被做思想工作，那就需要特权了。
事实上，杨锐同宿舍的老蔡就获得了特权，因为他获准参加了实验室工作，虽然是连科研民工都算不上的底层岗位，但这也让他被默许不必每堂课都点名签到。
简而言之，老蔡获得的不上课豁免额度，至少是杨锐的两倍以上。
而杨锐要想获得更多的豁免额度，就得成为更重要的实验室角色，至少是一名合格的科研民工。
而为了将校内和校外的科研方向分开，杨锐就需要一个另一个科研方向了。
简单而不费神的。
杨锐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从综述入手。
就像他曾经做综述遇到的问题一样，综述本身是适合大牛来撰写，但大牛又不屑于撰写的东西。初入行的科研狗都觉得综述好写，可真的写起来了，又总是拾人牙慧，显得不够分量。
当然，最重要的是低级科研狗本身没有分量，人家期刊也不爱登载。
就80年代的环境来说，反而是老老实实的做实验，然后发表实验结果的论文，更好在国外期刊上刊登。
普通的中国人写综述，即使不谈国籍歧视，受限于眼界和科研环境的影响，也很难写出好综述来。
杨锐倒是不同，他满脑子装得都是资料，写综述既简单，又容易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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