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杏道：“王侠死亡时间是十点五十分到十一点之间，如果证实徐父十一点零五分在观察包租婆打麻将，就代表徐父不太可能杀人。”曹云点头。“那……”高山杏不理解：“这不是客观说明徐父没杀人吗？”曹云道：“恰恰相反，我因为这点才不相信他。他是一名二进宫人员，他是有经验的人。但为什么他没有发现这个证据能救他呢？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肯定会一直在琢磨，到底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我难以想像他没有想到这个细节。”高山杏有些理解：“你意思是徐父留住这个细节，为了申诉？”曹云道：“不，申诉怎么也比不上一审。我认为这个证据是假的。”高山杏又不理解了。曹云道：“假设徐父说了真话，在被捕后不可能没想到这点，因为警方和检方无论在审讯还是庭审上，重点就是徐父半小时去哪了。假设徐父当时说自己去踩点，并且看见包租婆十一点零五分回家。那么这件事是可以求证的。毕竟是刚入冬，下雨，第一次降温的第二天，正常人总会有点印象。”曹云：“现在说出来呢？事情已经过了快一年，我保证包租婆不记得当天自己是几点回家。”高山杏道：“这样一来就无法求证，帮不上他了。”曹云道：“假设他是凶手，他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这会成为自己申诉的重要理由，司法对极刑是非常重视的，这个证据足够推翻徐父杀人的事实，司法一定会慎重调查，一来一回不知道要多久。在这种存疑，其本人又始终不认罪的情况下，上面未必敢签字处死。很有可能就这么一直拖着。还有一个想法，案子拖延时间越长，越容易成为公众焦点，越容易引起大律师的注意。诸如我这类律师，如果得到这个信息，我会通过暗示的手段，将想法植入包租婆的脑中。”曹云：“徐父观察了妇女两周，我信，他完全可以先暗示我。他知道包租婆在冬季降温第一天，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的穿着，那天包租婆是十一点零五分回家。我在信任他的基础上，询问混淆一下概念，妇女模模糊糊印象觉得我说的是真的。我肯定有办法说服妇女出庭作证，他就很可能翻案。”高山杏道：“我有个疑问，王侠损失了多少钱？”曹云道：“三万多的现金。”“这么多？”曹云道：“这也是我怀疑徐父有预谋的原因。根据员工所说，王侠在当天下午五点去银行取了三万元，这钱是明天交一季度房租用的。王家鱼汤的房东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儿孙移民新西兰，他本人只有存折，连卡都没有。他有四个店面，每次都是一季度收租一次，然后马上去银行把钱存入存折。徐父每一天或者是隔一天都会在十点半左右给王家鱼汤送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