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如今这个时间点，还能在北京城里活下去的朝臣，当然都是比较会躲事避免担责任的。
否则但凡稍微有点担当，也都跟陈新甲一样被崇祯推出去斩首背锅了。
所以崇祯让他们拿主意对抗鼠疫，这些人也只会拿祖宗之法搪塞。
好在明朝的人也已经有点朴素的医学常识了，多多少少能认识到焚烧尸体对阻断瘟毒的帮助。最终“祖制”、“孝道”和抗毒三方权衡之下，拿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
对于无人收敛的尸体，可以由官府一股脑儿统统烧了。明确是死于鼠疫的，没有功名的普通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行。
但是对于官绅人家，五城兵马司或者其他衙门也管不到那么多，没那个能量，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北京城里可是藏龙卧虎，还一堆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谁敢真的认真执法啊，差不多欺负欺负没背景的也就是了。
最后到了具体落实执行阶段，那些商人之家的鼠疫死者，也没有全部被火葬焚烧，
那些经手的兵丁军官甚至到了这一刻还没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多贪一点：如果有没背景的富户家死者，明明高度疑似鼠疫，但只要给足够的钱，就允许直接土葬，按照不是鼠疫而死上报。
而那些明明不是死于鼠疫的没背景家庭，相关执法将士也会上门讹一笔，要求给点钱才能当做不是鼠疫正常土葬，否则只要没钱就一律要烧。充分把普通愚昧民众因为封建迷信愚孝想要土葬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榨干。
崇祯倒是想对抗一下鼠疫，最后结果却是让北京城内愈发混乱，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只能说大明的统治高层统治模式已经朽烂到了骨子里，而潜规则也已经横行百年，任何权力一放，无论是往哪个方向改，都会被有司当成捞钱的工具，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人祸。
北京城内的混乱，就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天，鼠疫反而越来越糟，达官贵人们也都有频频感染，守城将士们也成批丧失战斗力。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来到十月上旬将尽，京城的朝廷，再次被一连串的兵败消息所震，一夜数惊——太原和商丘失守、流贼杀出河南地界进入山东的消息，总算传到了京城。
崇祯乍一听到时，简直是又惊又怒：“刘泽清这个废物！他不是山东总兵么！流贼到了山东，他不去兖州抗敌，自己龟缩在济宁，居然还好意思向朝廷报急！
看看人家周遇吉怎么干的！好歹誓死不退死守宁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