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就在进门后右手的一间，依照苏联的习惯，他的办公席和接客席，在室的东北隅，丁字形地斜陈着。
博士现在是大使馆的参事。大使听说昨天到上海去了，还有一位米参事，今天午后也要到上海去，经由海参崴回国。大使馆的高级人员要算只有费博士一人在负着留守的责任了。使我十分感激，而且敬佩的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下，在这样炎热的暑天，而费博士还在继续着翻译我的剧本《屈原》。
博士是受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戏剧协会的委托，把《屈原》介绍过去，可能的话，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戏剧节演出。在十分认真而不肯丝毫苟且的苏联朋友，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而这任务的接受却又碰在还都迁馆的青黄不接的时候，作为作者的我，实在是感觉着有点不安。博士有好些关于译述上的问题要向我提出，在重庆是没有工夫做到，一月前在上海见面时也没有工夫，没想出问题竟拖到了南京来才得到解决。
博士的译稿已经快要完工了，和着好些公事文件一道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把《橘颂》和《礼魂》两首，索性用近代语翻译了一遍。主要是采取了意译的办法，译得非常自由。博士得到我的译稿，他表示着很大的满意。第四幕泽畔行吟时所吟出的《惜诵》断章，我劝他省略了，要用那么一景时，尽可以用《橘颂》来代替。就这样解决了一些难题，在我自己也起了这样一种心事：就在原作中，像《橘颂》、《礼魂》那样难解的古文，与其照原文直录，让演出时发生困难，使听者丝毫也听不明白，不如索性用译文倒更为妥当而调和了。
在剧本写作的当时，我写得很快，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二日开始执笔，十一日完成的，仅仅费了十天。因为写得太快，把一支派克笔的笔尖都断了。那时候在重庆是不容易另配或修缮的，也就是费博士，他听见了这个消息，便把他自己用的一支派克笔送给了我。这笔我是随身带着的，翻译《橘颂》和《礼魂》的时候，我用的却是博士的派克铅笔，等我把译文写完，博士又把他的铅笔向我递出。
——这枝铅笔奉送，作为纪念，和那支钢笔配合起来。博士这样说。
我感觉着受之有愧，但这样可珍惜的情谊又真是却之不忍。
我结果是默默地接受了，不知道说什么话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