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人选，结局是胡愈之任处长，徐寿轩（代表东北救亡协会）任第一科科长，张志让任第二科科长。
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其下的第一科担任戏剧音乐，第二科担任电影制放，第三科担任绘画木刻。
这一处的处长是田寿昌，他动员了洪深来当第一科长，徐悲鸿来当第三科长。只有电影制放科是因袭了前武汉行营政训处的遗产，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长。
正在组织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由三厅管辖，于是三厅便多添了一个第七处。处长，我们本来想请郁达夫来担任，但那时他远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只好改请范寿康担任了。
第七处也照例分为三科。第一科管设计和日文翻译，由杜守素担任。第二科管国际情报，由董维键担任。第三科管日文制作，由冯乃超担任。
这一批处长和科长以及许多的科员，如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当高的。就如董维键博士，一般的人或许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经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以厅长而来就科长，可以说是降二级录用了。
当这样的名单拟出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大相信：这些先生们都肯来就职吗？然而结果，除徐悲鸿一人之外，竟毫无例外地都没有问题。单只这一事，也就尽足以使陈诚感到满意，而且惊诧了。但惊诧的倒不止陈诚，而是整个政治部，整个看肖神的国民党党官。
再说，就是徐悲鸿的不肯参加，也是有这么一段插话的。
徐悲鸿那时住在重庆，他接到寿昌的通知，不久也赶到了武汉。但他走错了路，他没有到昙花林来找我们，却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电话，赶去看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陈诚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本来不大熟，寿昌那时也因事过江去了。一见面，我便感觉到调子有点两样，徐悲鸿呈现出一个不十分愉快的脸色。我把情形告诉了他，委婉地请他帮忙。悲鸿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到广西去，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补上了这么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我有点吃惊了。我劝他一道去找找寿昌。他说，要急于上火车，不去了。于是我们便只好分手。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