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乎非义哉？春秋之法，君弑而为弑君者所立，则正其为篡。梁冀弑质帝而桓立，董卓弑弘农王而献立，献不正乎其为君，则关东诸将欲不奉献为主而立虞，恶乎不可？
曰：执春秋之法以议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于梁氏，趋国门而承其隙，未尝无觊觎之心焉，则与与闻乎弑者同乎贼；使有仗大义以诛冀者，桓帝服罪而废焉，宜也。
且顺、桓之际，汉方无事，而不亟于求君也。若献帝之立，年方九岁，何进之难，徒步郊野，汉不可一日而无君，帝自以明了动卓之钦仰，弘农废，扳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辞，幼而不审，无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燄，且固曰：“刘氏种不复留。”
则舍己以延一线之祀，是亦义也，而况其在幼冲乎！袁绍迁董卓之怨以怒帝，其为悖逆也明甚。
操知之审，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系人心，刘虞虽贤，无能遥起而夺之也。桓帝之诛冀，以嬖宠之怨，而不忌其弑主之逆；董卓之诛，则已正名之为贼矣，以贼讨卓，则弘农之大讐已复，献帝可无惭于践阼矣。视晋景、鲁定而尤正焉，而何容苛责之也。
四
所谓雄桀者，虽怀不测之情，而固可以名义驭也。明主起而驭之，功业立，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惟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为不可驭之使调良，明主兴，为彭越、卢芳以自罗于诛而已。不然，则乱天下以为人先驱，身殪家亡而国与俱敝。曹操可驭者也，袁绍不可驭者也。
起兵诛卓之时，操与孙坚戮力以与卓争生死，而绍晏坐于河内；孙坚收复雒阳，乘胜以攻卓，在旦晚之间也，而绍若罔闻；关东诸将连屯以偕处，未有衅也，而绍首祸而夺韩馥之冀州；先诸将而内讧者，无赖之公孙瓒也，而绍诱之以首难；然则昔之从臾何进以诛宦官，知进之无能为而欲乘之以偪汉尔，进不死，绍固不容之，而陈留又岂得终有天下乎？
鲍信曰：“袁绍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孙坚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将谁与戮力？”虽有汉高、光武，欲收绍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终死于叛贼也。
自其后事而观之，则曹操之篡成，罪烈于绍，而操岂绍比哉？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绕也，兗州黄巾也，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
其据兗州自称刺史，虽无殊于绍，而得州于黄巾，非得州于刘岱也；击走金尚者，王允之赏罚无经有以召之也；然则献帝而能中兴，操固可以北面受赏，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