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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说儒》(2 / 18)

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他的说法,基本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对比上。这是很成问题的。当然,为了要建立这个对比,他也有他的一些根据。我们现在就请来追究他的根据。

二三年之丧并非殷制

最主要的根据怕就是三年丧制的溯源吧。三年丧制本是儒家的特征,胡适往年是认为孔子的创制,据我所见到的也是这样。但在《说儒》里他却改从了傅斯年说,以为这种制度本是殷人所旧有,殷灭于周,殷之遗民行之而周不行,下层社会行之而上层社会不行,故孔子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而孟子时的滕国父兄百官反对行此丧制时,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孟子·滕文公上》)这个新说在求文献的彼此相安,面面圆到上,诚然是美满的发明,但可惜依然没有证据。

《尚书·无逸篇》里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这个故事大约就是唯一的证据了吧。但这个故事,在孔子的大门人子张已经就弄不明白,质问过他的老师。《论语·宪问篇》载有他们师徒间的问答: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这段文字在《说儒》里也是被征引了的,博士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但我觉得我们的圣人似乎有点所答非所问。“谅阴”或“亮阴”(也有作“谅闇”或“梁闇”的)这两个古怪的字眼,怎么便可以解为守制呢?一个人要“三年不言”,不问在寻常的健康状态下是否可能,即使说用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控制得来,然而如在“古之人”或古之为人君者,在父母死时都有“三年不言”的“亮阴”期,那么《无逸篇》里所举的殷王,有中宗、高宗、祖甲,应该是这三位殷王所同样经历过的通制。何以独把这件事情系在了高宗项下呢?子张不解所谓,发出疑问,正是那位“堂堂乎张也”的识见过人的地方。可惜孔子的答案只是一种独断式,对于问题实在并没有解决到。而所谓“古之人皆然”的话,尤其是大有问题的。真正是“古之人皆然”吗?在这儿却要感谢时间的经过大有深惠于我们,我们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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