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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蒙古入侵以来，西北各边防军镇便进入了高度备战的状态。通往北京的驿道上，信使们策马狂奔往来不息，将每天的第一手急报送到帝国的决策中心。
明军主力的反击计划是王锡爵一手制订的，兵部尚书杨巍则负责在庭议上递交给内阁讨论。按照这个计划，将从京军三大营属下调选精锐二十五万，出居庸关迎战蒙古铁骑，空缺出来的京城防务则交由禁军接管。明军主力进入河北怀来城后，与宣府边军会合，将届时以超过三十万的优势兵力与蒙古军队展开会战。大同守军则应该同时主动出击，配合主力部队切断蒙古军队撤退的后路。
然而，明军的计划似乎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失败的预兆。数十万军队仓猝出动，别的尚且不说，单是清点各营在籍兵员便是个极大的难题。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原定满额兵员逾四十万，实际在籍的却只有一半，五军都督府不得不从蓟镇借调了五万精兵权以充数。等到士兵们准备就绪时，军需物资却远未备齐，作战关键的火器与箭矢尤其不足。作为权且之计，明军主力分四路先后进发，辎重则落在最后。
前锋部队刚至居庸关，大同沦陷的急报便传到北京，围歼蒙古军的计划顿成泡影。失去目标的明军开始向北开进，准备与来自宣府的八万大军会合后缓步推进。可没过多久，北京的信使又飞马带来了晋北三关失守的急报，令统兵将领以最快速度驰援恒山一线。朝廷的想法是要他们伺机夺回雁门关，把入侵的蒙古军队包围在晋南，活活困死在黄河与太行山这两大天险之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廷的军事战略点头认同，至少都指挥使龙兴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是是本次行动蓟镇方面的唯一全权代表，五万蓟州精锐部队效忠的唯一统帅。信奉纪律崇拜秩序早已被训练成了戚家军的第二天性，人们相信，就算明知前面是条黄泉路，这些拥有钢铁般意志的士兵也会毫不犹豫地排成纵队慷慨赴死。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形的恐惧，戚继光受到了毫无理由的猜疑，终于被远调广东。即便如此，蓟州军仍旧固执地保留了他们的忠诚，对朝廷派来的新任总兵置之不理，后者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白痴倒也坦然接受了。
自从离开北京以来，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在八天中已经连续行军了将近七百里。从未上过战场以致经验不足的京军各部早就被强行军拖散了队形，而兵员素质的低下和训练的缺乏更加剧了这一局面，最终整整二十万大军在近百里地面上混杂成一团；而唯一军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