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原本就想提高工匠的地位，以激发其创作积极性。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相反更是道尽了从事生产的工人们本应获得的崇高地位。
但基于“士农工商”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大明工人的地位可谓是卑贱至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过得连商人都不如！
历朝历代皆是重道轻器，“道”自然便是文人士子口中常念的“圣人之道”！
而工匠为末业，仅有仕途屡试不第者、经商长年不顺者、学医彻底无望者，才会把目光投向这一“下下之选”！
士农工商之四民中，文人士子及由其组成的官宦士族乃是权力阶层，无疑占据除皇室成员之外的最高地位！
而农户耕田种地，事关粮食生产，事关纳赋征税，于国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成为毫无疑问的国之基石。
工匠的社会地位却极为低下，基于朝廷常年将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如造作工役，常以囚人罚充。
以此造成在世人眼中，这些匠人是不过是会某些技艺的手艺人罢了，绝大多数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粗鄙之人，其工作粗俗且肮脏，完全背离了圣贤之道！
商人亦可通过以财物攀附权贵，而身居高位，过着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
而工匠绝大部分注定穷苦一生，贫困潦倒。
加之大明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家中必须有人习匠，以确保其手艺世代相承，确保朝廷营建土木时有工役补充。
正因此制度的存在，死死地限制了工匠的自由，打击了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于匠人而言，可谓是毫无希望地在生活！
即便努力奋斗，改良技艺，也逃脱不了工匠的卑贱身份与地位！
即便承蒙皇恩，由匠入仕，也逾越不了高贵的士人与卑贱的匠人之间的鸿沟！
因此朱厚想要趁此机会，一举拔高工匠的地位，并且解决朝廷国库几斤空虚的问题。
但圣天子这般做法，立即有人不乐意了。
诏命一经下发，立即引起了天下哗然。
赐爵啊！
“无军功不得封爵”的铁律难道是摆设吗？
圣天子这是“滥恩”啊！
何为滥恩？
即恩情泛滥！
如同宪宗皇帝之传奉官！
不经吏部，不经科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