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门之东，文渊阁。
此时内阁大臣已有五人，分别是首辅谢迁，次辅蒋冕，内阁大学士毛纪、费宏、袁宗皋三人。此时内阁的地位划分远远没有夏言、严嵩**时的那么清晰，除首辅谢迁外，其余四人的职权相差无几。
得益于朱厚体恤众位阁臣年迈多病，特意命人提前改建修缮了文渊阁，谢迁等人才有一个自的专属值房处理政务，不必像以往一样，大热天的一众内阁大臣还挤在一个房间内办公。
朱厚之所以能每天悠哉悠哉地日讲学习，倚靠的便是这五位内阁大臣替他浏览奏章并草拟好处理意见，即是内阁所谓的“票拟批答”，他只负责签字盖章即可。
大明的朝政处理模式可以说是儒家“君逸臣劳”的理想模式了，而这一切都源于太宗建立的内阁票拟制度。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后，再交由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出处理意见，以墨笔写于票签上，再由司礼监送给皇帝批准。
从整个运转模式而言，不难看出值得重视的地方无非就三处，一处为司礼监，一处为内阁，一处为皇帝。
内阁自不必多言，虽然只有票拟权，但全国政务皆出自其手，很多时候内阁草拟的意见便是最终的处理结果。
如同即位之初的朱厚，诏命不过内阁，他仅仅只有一个在奏章上签字盖章的权力。
直到朱厚著书立言成功，成为圣天子后，才勉强拥有了决策权，不至于被彻底架空。
内阁权力的大小，以及内阁地位的高低便集中体现在其票拟批答被采纳的程度上，而无疑此时内阁的权力已臻至顶峰，这也是朱厚一直想要重塑朝堂的根本原因！
做好你们的“工具人”就行了，为什么要威胁到一个帝王的地位，甚至想要架空皇权呢？
君权和相权这一对自春秋战国传而至今的“冤家对头”，从产生摩擦、冲突，甚至到最后的对立，历朝历代并不少见。
宰相起初是帝王设立以辅助自己处理政务的“助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助手”的权势逐渐膨胀，掌握了议政权、行政权和决策权，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不乏野心勃勃之辈不愿仅仅作为一个“助手”！
这便是相权与皇权矛盾逐渐加深的根本原因，手握三权的宰相已经能威胁甚至挑战帝王的至尊之位！
而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盲目自大，擅权**，以至于太祖在诛灭了他全族后，